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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與名篇

發表於 : 2018-01-08, 09:35
摘書人
編者按
  經典與名篇之間有什麽樣的關系?讀者一般不會做深入思考,常常會把經典與名篇連用或混用。孫琴安先生的《經典與名篇》一文,圍繞“經典”的延伸與發展、經典與名篇的差異、唐宋詩詞中為何名篇獨多等問題為我們分析了經典與名篇之間的區別。

  文獻與文史研究之間關系密切,這是不容懷疑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論文無非有兩種寫法:一種是主題先行,圍繞著一個主旨在文獻中尋找資料;另一種是文獻至上,作者沈潛於文獻當中,在細讀文獻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兩者相較,我們當然應該提倡後一種研究方法。孫光先生的《朱熹釋屈原之“忠”》一文討論朱熹關於屈原愛國的闡釋問題,可以看作細讀經典文獻的一個例證。

  除了經典文獻之外,還有諸多有待整理的傳世文獻和新出土文獻。與其他古代文獻一樣,歷代少數民族詩文文獻也是古籍整理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多洛肯先生的《一筆塵封的珍貴遺產》一文呼籲學界不能忽視對清代少數民族詩文別集的整理研究,其觀點值得引起重視。(孫明君)



  “經典”一詞,本是專就著作而言,人們把一些重要而又有指導性質的書稱為經典。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如《易經》《詩經》本來稱《易》《詩》,後被列為經書,才有《易經》《詩經》的稱呼。其中除了這些書是經學著作的原因以外,實際上也有經典著作之意。它們是經典,但是屬於儒家、儒術的經典。此外,道家、佛教也都有各自的經典,如老子的《道德經》便被視為道家的經典,《六祖壇經》便是中國佛教的經典。不過,此時的經典,似乎仍多用於思想和宗教領域,即使《詩經》是一部文學著作,後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源頭,但在儒家的眼光裏,仍被用作“詩教”,派為思想教化之用為主。既然儒家、道家可以有自己的經典,隨著經典一詞在運用上的擴大和延伸,也發展到文學領域來了,我們會把有些有影響力的文學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乃至《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有時也叫作文學經典,或經典文學。外國文學名著,如雨果的《悲慘世界》、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狄更斯的《雙城記》等小說,也便稱為了外國文學經典。這是一種正常的延伸和發展,大家也都能接受和理解。

  再到後來,“經典”一詞在文學領域又有了進一步的延伸和發揮。有些人把有些歷代傳誦、反復入選的著名詩歌或單篇散文,也稱為經典。如一提到李白的《將進酒》或《靜夜思》,或是杜甫的《登高》、王維的《渭城曲》,或是蘇軾、陸遊的某些詞,老師便會說:“這可是經典名篇,要記住,最好要背出來。”於是,在《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之後,又便有了《唐詩經典選讀》《宋詞經典選讀》《唐宋文經典選讀》等。其實,這都是一些詩、詞、散文作品的選編,並不是原來的著作本身。有些甚至還稱“金典”,有意識地標新立異,吸引人的眼球。


  現在我們常把經典一詞與一些名篇連用或混用,如經典名篇或名篇經典。仿佛經典即名篇,名篇即經典。其實,嚴格說來,經典與名篇還是有區別的。有些僅是名篇而非經典;有些僅是經典而非膾炙人口的名篇;有些既是經典又是代代相傳的名篇。不是所有的文學名篇都能稱為經典的。

  盡管在西方也有人說,那經常掛於嘴上的就是經典。其實從學術層面來考察是經不起推敲的,至少他把一些不易於流傳很廣的經典作品排斥在經典的大門之外。一般說來,能稱得上經典的文學作品,應該是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並在藝術上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影響力。而有些文學作品盡管很有名,至今流傳,足稱名篇,但未必具有文學史意義,僅僅只是名篇而已。這是經典與名篇的最大區別。我們可以舉些例子來說明這種區別和差異。

  先以七律為例。如崔顥的《黃鶴樓》一詩,既是名篇,又是經典。因為崔顥所生活的時代,七律一體初創不久,門戶未開,數量甚少,內容又多為宮廷君臣應制之作,題材相當狹窄,崔顥的這首七律卻沖破了應制詩的範圍,寫登高望遠的思鄉情懷,這就豐富了七律的題材,擴大了七律的表現範圍,這就使之有了文學史的意義。再加上此詩剛健有力,一氣直下,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影響力,曾被嚴羽評為唐人七言律詩第一。所以此詩既是名篇,又是經典。杜甫的《登高》《登樓》諸律亦復如此。其實晚唐許渾、羅隱筆下也有不少登高抒懷的七律佳作,如許渾的《登洛陽故城》、羅隱的《登夏州城樓》等,但這些七律至多只能稱名篇,很難稱為經典。因為自崔顥、杜甫導其先,接著又有錢(起)、劉(長卿)、大歷十才子和劉(禹錫)、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七律,晚唐登高七律的文學史意義已很難彰顯了,經典的含量自然也大打折扣。

  次以七絕為例。如劉禹錫的《石頭城》《烏衣巷》,均是名篇,卻又是經典。因在劉禹錫之前,以七絕形式寫邊塞、送別、宮怨、閨思的成功之作很多,但以七絕形式寫懷古的卻十分罕見,似乎只有李白的《越中覽古》,但藝術性和影響力顯然不如《石頭城》和《烏衣巷》。這兩首詩可以說是以七絕寫懷古之情得以成功的最早典範,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因而兼具名篇和經典的雙重屬性。杜牧也是七絕高手,同為七絕名篇,他的《江南春絕句》就未必像他的《赤壁》《題烏江亭》更有文學史意義。因為《江南春絕句》是行旅之作,李白、劉長卿、白居易等以七絕寫行旅的佳作已有很多,算不得稀奇,但後二首七絕都是詠史之作,在此之前以七絕形式詠史的佳作極為少見,甚至難覓,杜牧開其先,並影響晚唐,使晚唐的詠史七絕十分流行。所以杜牧的《赤壁》《題烏江亭》就比《江南春絕句》更具有文學史意義,也更經典。

  如果從整體上歸納一下,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與名篇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有些既是經典,又是代代相傳的名篇。如王維的《紅豆》等五絕,王昌齡的《出塞》等七絕,蘇軾的《赤壁懷古》諸豪放詞,柳永、秦觀、李清照等一些傑出的婉約詞,司馬遷的《項羽本紀》、韓愈的《師說》、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等散文,馬致遠的《天凈沙》等散曲,均屬此類。二、有些是經典,卻未必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這類現象也相當多。如《詩經》中的經典詩篇很多,但人們除了能記住《關雎》等數篇以外,其他就很難記住了。此外,像阮籍的《詠懷》詩、左思的《詠史》詩、潘嶽的《悼亡》詩,謝靈運的《登池上樓》等山水詩,也都是公認的詩中經典,卻都不是流傳甚廣的名篇。陳子昂、張九齡的《感遇》詩都堪稱經典,但並不流傳,至少遠不如陳之《登幽州臺歌》那樣廣為流傳。同樣的,周邦彥、吳文英都是詞中大家,有些詞作堪稱經典,但一般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詞,流傳度至少遠在蘇軾、李清照、辛棄疾之下。三、有些僅是流傳的名篇,卻難稱經典。除了上面提過的杜牧的《江南春絕句》以外,蘇軾、楊萬裏也是宋代乃至中國歷史上的絕句高手,寫過很多膾炙人口的七絕,但像蘇軾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楊萬裏的《過寶應縣新開湖》等篇,雖流傳至今,但有唐人和王安石的絕句在前,文學史的意義已不大,僅是名篇而經典含量不多。同樣的,有蘇軾、辛棄疾、嶽飛、陸遊的豪放詞在前,故南宋末年劉克莊、劉辰翁等雖也有豪放詞,不乏名篇,但經典意味也已遠不如蘇、辛諸家。


  為何唐宋詩詞經典多膾炙人口,成為名篇,而之前的經典難成名篇?這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於中國的唐宋詩詞流傳最廣,名篇最多,我想以唐宋詩詞為例,從兩個最主要的方面來探討其中的原因。

  第一,口語化。中國的詩歌發展到唐代,進入了一個口語化的時代。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句,與現代的詩毫無二致,簡直就像現代人寫的。但在唐以前的大量詩篇,包括《詩經》《楚辭》以及曹植、阮籍等大家詩作,都未口語化,只有《古詩十九首》中一些詩句接近口語,但只是個別現象,遠不如唐詩那樣大量湧現。詩能口語化,便明白如話,一聽就懂,也就易記易背,容易流傳。

  第二,格律化。中國的詩歌發展到唐代,又進入了一個格律化的時代。盡管在唐以前,沈約曾創“四聲八病”之說,有些符合平仄要求的五言絕句也已出現,但格律詩的全面出現,是在唐代全面興盛的,以致成為唐代詩歌的主要潮流。這種詩歌的格律化和格律在詩歌中的普遍使用,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增強了詩歌的節奏感和音樂性,使詩讀起來更加朗朗上口,易記易背。

作者:孫琴安